【网赌网站排名】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聚焦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重大举措,在过去5年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做好宏观调控工作的根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给我们提出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学时代命题。经济学界应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针对这些命题进行深入的经济学思考,努力给予系统回答。

新时代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提出新要求

全面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习近平同志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成就辉煌,令世界瞩目。中国经济成功的密码是什么?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历程便不难发现,中国既没有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也没有套用西方模式,而是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成功的密码存在于中国道路中,只能到中国经济建设实践里去寻找。对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进行理性分析和规律性总结,把实践中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把中国经济建设的历程讲清楚,就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经济学理论创新。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传统宏观调控提出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传统的以经济总量和速度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提出挑战。传统宏观调控对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经济总量增长问题十分有效,但对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聚焦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学者致力于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取得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这方面研究做得还不够好。不仅中国经济故事在世界的传播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成就不相匹配,而且中国经济学在世界经济学领域的话语权也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匹配。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经济学界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努力讲好中国经济故事,让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话语权。

经济发展环境变化要求重新审视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动能转向新动能。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经济发展规律也随之发生变化。宏观调控不能再简单盯住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而必须将重点放在打造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提高发展质量上。

首先要梳理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在深入研究改革开放近40年以及新中国成立近70年经济建设史料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再现历史,从中提炼出最核心、最实质的内容,把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轨迹和来龙去脉说清楚、讲明白。

经济领域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要求调整宏观调控理念思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虽有总量性、周期性问题,但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供给侧,表现为供给质量不高、结构不均衡、市场出清困难、发展动力不足。传统宏观调控侧重于短期需求管理,不仅不能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反而可能使这些问题恶化。因此,突破短期需求管理框架,更多转向供给侧,更多采用结构性工具,加强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协调配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创新方向。

其次要概括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以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基本轨迹为线索,从历史分析出发得出有事实依据的判断,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和概括。

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要求全面提高宏观调控战略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要求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一战略安排,要求突破“宏观调控主要是逆周期总量调节的短期调控”的西方教条,克服宏观调控短期化困境,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不断创新各种政策工具,使宏观调控在目标、手段、工具以及实施模式上与国家战略规划相匹配。

再次要提炼好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成果最终要体现为客观规律的提炼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因此,在梳理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基本轨迹、基本经验的基础上,还要将这些实践和经验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作出创新性的理论概括。

经济环境复杂化要求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宏观调控不仅要关注稳增长,而且要关注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不仅要调整一般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而且要从制度层面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因此,过去“工具与目标匹配”的分类治理方法难以从根本上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统筹各项目标、形成调控合力。只有进一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超越部门局限,突破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约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构成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经济故事的三部曲。

新实践推动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创新

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做好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规律的基础上,在宏观经济领域不断推进改革创新,保证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增添了重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加以解释。其中,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角度给出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是一条主线索,是一项必须做好的工作。

5年来,我国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领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宏观调控思路的调整、宏观政策工具的创新以及关键时刻的宏观决策是科学的、正确的。我国经济发展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力回击了国际上“做空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等唱衰声音,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长7.1%,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经济实力再上新台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突破,大踏步朝着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结构调整目标前进。5年来,消费贡献率由54.9%提高到58.8%,服务业所占比重从45.3%上升到51.6%,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实体经济结构显著改善。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一些关键性、基础性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解决了很多难点问题,对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惠民生方面,5年来,就业增长超预期,城镇新增就业6600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4%,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证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而且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是深入把握中国经济规律、有效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构建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是解决当代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总钥匙。

以经济学视野看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以将其归结为需求和供给之间关系的变化。

5年来,宏观经济领域的各项具体创新,极大推动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创新。首先,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实施力度。其次,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创造性地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第三,破除西方危机管理的强刺激教条,放弃“大水漫灌”的调控模式,创造性地确立了区间调控思路,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等新举措。第四,超越西方教条,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经济改革目标实施短期宏观调控,确保短期宏观调控保持战略定力、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局。第五,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重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和制度环境。比如,把宏观审慎政策作为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行的三大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中间管控目标,有效克服了过去简单依据外汇储备占款发行货币带来的各种问题;对地方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上限,加强地方融资平台管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第六,根据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宏观调控不仅关注需求侧,而且关注供给侧;不仅着眼总量管理,而且关注结构性问题;不仅从一般性的政策实施入手,而且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不仅关注短期波动,而且重视提升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和培育新动能;不仅关注金融风险,而且关注金融切实服务实体经济。第七,形成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证我们在进行宏观形势判断、宏观战略把握、宏观政策选择以及具体政策实施过程中把握好时度效。

从需求看,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物质文化需要。这一层面需要在新时代所发生的主要变化在于“上层次”,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具体到与之对应的载体——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上,就是人们对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有了更多需要。其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这一层面需要在现实中的表现主要是“扩范围”,即日益扩大的多方面需要。具体到与之对应的载体——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上,就是人们对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进一步看,“上层次”的物质文化产品也好,“扩范围”的制度政策产品也罢,按照其所对应的物品和服务性质,又可区分为私人物品和服务与公共物品和服务。私人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系统主要是市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系统主要是政府。因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可进一步表述为对主要由市场系统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务的需要与对主要由政府系统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要。

以新思想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创新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要,从物质文化产品到制度政策产品,从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的市场系统到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政府系统,是我们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经济学解释的主要观察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实现了革命性创新。当前,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

从供给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实就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供给。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相联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物质和文化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失衡与产能过剩交织,先进生产力与传统、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生产力共存,生产力布局不均衡。其二,制度和政策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是:社会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等。进一步看,物质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制度和政策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按照其所对应的物品和服务性质,可以区分为通过市场系统提供的私人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与通过政府系统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私人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市场系统应负主要责任。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政府系统应负主要责任。也就是说,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论是市场系统还是政府系统,均负有解决或矫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责任: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提高宏观调控的战略性、系统性、协同性。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防止不切实际定目标,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应在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定期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决定重大经济事项和中央财经委员会及时研究重大经济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及时研究经济领域改革问题等新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党领导宏观调控的信息汇总体系、研究分析体系、决策体系和实施执行体系,使之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必须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改善供给,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要。这带给我们如下启示:首先,要通过对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找准现阶段影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其次,厘清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上的责任。第三,找到构建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体制机制的通道,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四,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后隐藏的客观经济规律。第五,正确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提高发展质量、注重抓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五方面问题是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深化基础性改革,为宏观调控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环境。宏观政策传导渠道不畅、实施效率不高是宏观调控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应通过深化基础性改革、改善宏观政策传导机制,为宏观调控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环境。例如,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通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制度的防波堤功能,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市场秩序整顿提高宏观审慎政策效率,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等等。

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入手,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规律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功能。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坚持质量和效率导向,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握好需求管理的节奏和力度,全面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在总量侧、结构侧、需求侧、供给侧等各方面的功能。增强国家规划对短期宏观调控的战略导向作用,聚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分解年度任务和指标,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政策协调机制,提升各种宏观政策工具的预期引导功能。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经济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集中体现为建设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与时俱进地理解“稳”与“进”的内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稳”的标准和内涵不同,底线管理的标准也不同。同时,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深入推进,“进”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需要与时俱进地理解“稳”与“进”的内涵,根据当时发展形势科学确定“稳”与“进”的具体目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领域广、影响范围大。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从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作出战略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无论是将其视作跨越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关口的迫切要求,还是将其定位于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都意味着党和政府经济工作理念、思路和战略的重大调整。其中,具有基础和支撑作用的调整是宏观调控体系的调整。宏观调控体系调整的主线和方向,就是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党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既然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而非一般意义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就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具有根本性的。既然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基础上作出的调整而非根据短期或局部分析作出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就不是短期的,而要管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所触动的绝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政策层面,而是延伸到宏观经济理论层面。因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将给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变革主要基于如下几方面的变化:

分析视角变化。过去,经济形势分析的基本视角是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当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其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分析便显得力不从心而有局限性了。既然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在于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经济形势分析的聚焦点自然要转到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上。

发展理念变化。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GDP增速的快慢往往被当作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唯一标尺,围绕GDP的规模和速度指标做文章、追求高速增长是一种普遍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带来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既然发展理念已经发生变化,GDP增速便不再是评价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唯一标尺,为短期经济增长而实行刺激政策便不再是优先选项。取而代之的,是将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政策主线变化。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需求管理。针对社会总需求,实施立足于短期稳定的“对冲性”逆向调节。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作用对象虽不排除需求,但主要在于供给,基本出发点是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其操作方法虽不排除需求总量调控,但主攻方向已让位于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不再是主要选项;其主要目标锁定于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虽仍属调控范围,但重大结构性失衡才是调控重点。

实施途径变化。过去,宏观调控主要体现为政策层面的操作,通过各种政策性安排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则需要将实施途径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依托于改革性行动将政策调整与制度安排巧妙结合起来。

正是基于上述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任务。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创新和完善宏观经济理论。要防止在宏观调控研究中出现“新瓶装旧酒”的现象,扎扎实实深化理论研究,大力推动理论创新,从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入手,探索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规律。

立足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不仅表现在实践成果上,而且表现在理论成果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面对的一个最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就是构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的,“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大凡理论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架构,二要有足够的构件。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就架构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要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因而,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和挖掘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相呼应、与实践层面关注的实际问题相合拍。以此为基础,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研究成果,实现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良性互动,进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之指导经济研究工作。

就构件来说,改革开放近40年、新中国成立近70年经济建设的丰富实践,以及对这些丰富实践发挥了理论指导作用的观点、主张、理念、思路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构件。对这些基本构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普遍意义的新规律,就能构建起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具有世界高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由之路,也是对世界经济学发展作出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应有贡献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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